家乡变迁

我的家在大旭宇村,顾名思义,那是离太阳最近的地方。村南村北悬岩峭壁,如刀斧劈。村前的望天坡，从礼舍江弯蜒而上，九十九弯一百拐。远处眺望，犹如半徹鹰翅悬挂云端，路者十有八九，叹为观止。多少年来的谜团终于揭开了，祖辈为求安稳的生活,躲避兵荒马乱,选择了这原名为“绿斑鸠吃水的地方”。

“大旭宇来大旭宇,山高坡陡数第一,若要有口饱饭吃,除非太阳西方起”。

奶奶活到九十九,历经辛酸苦辣,坎坷、贫穷、折磨人生,是一部活的村志。只到临终前,仍然念念不忘,我忍痛割爱,只有把它当作末页翻篇过去。而我退休,年近七十,亲身经历,耳闻目睹,像奶奶那样,反而对苦增强了记忆功能,烙印似的扎进了心扉,难以忘怀。

记得送公粮时期,又称农业税,这是国家分给农民应尽的义务。父亲常年赶马在外,生产队分给我家的公余粮任务,靠奶奶和母亲完成,每年秋粮登场,晒干扬净后,奶奶背40斤,母亲背50斤,到离家四十华里的阿底沟粮店去交粮，每天麻麻亮动身,漆黑归家,这活儿每年都要持续二十余天。

一天,奶奶在送公粮的路上,等一位吃甘蔗的人,足足等了三袋烟的工夫,等啊等,他终于走了,奶奶忙过去,吹吹甘蔗皮上的蚂蚁,连忙放在衣兜里。一进大门,嚷着“好东西,好东西”我跑去一看,兜里全是还粘着蚂蚁的甘蔗皮,我一边用力地嚼着一边问;“奶奶甘蔗心哪里去了？”不觉一问,却伤透了奶奶的心,奶奶和母亲抱着我痛苦了一场,不停地安慰我;“好好读书,好日子等着我们呢！”

记得读小学时,每天放学回家,到处找山茅野菜,人多野菜少,爷爷为了全家的生计,挖了些杉松树根皮,晒干打成面。不久，传出去,说爷爷搞“破坏”,戴高帽,大会斗小会批,游街示众,还把爷爷当作一个稀奇古怪的动物拿去集市“展览”。爷爷是个肚大量宽的人,出门走夷方,见过世面,没把这些事放在心上,常安慰我们,“现在总比过去好”。

村前的老木棉,是村的地标,经历了百年的风雨苍桑,就在这年,生产队公共食堂无粮下锅,打起了老木棉的主意。记得那年春似乎来得特别早,没到正是十五,火红的木棉挂满了枝头,在微风中轻轻地摇拽.舞动着绚丽的花姿,一闪一闪地染红了整个村庄。

父亲是个老实巴交的人,在他侄儿生产队长的心里,却是一位“不听话的人”。脏活、重活、险活卯不了我的父亲,不用说,砍木棉这样的险活准是父亲的,果真如此。

听到砍木棉的消息,将这庞然大物毁于一旦,来了三村八寨人,连抱在怀里的娃娃伢子都来了。树周围,田边地角,黑压压一片,闹个水泄不通。长者们坐在一起,咂着汉烟袋,面对苍天古树,有的叹气,有的摇头,大伯心直口快：“砍祖宗的肋骨,我不愿意吃这一餐饱饭”。普大伯出身好,无可挑剔,队长只是恶狠狠地瞅了他一眼,什么都没说。

队长给父亲砍树的酬劳,是一餐不缠杂的五两玉米饭,并规定做完活计才用。父亲心知肚明,队长担心吃了饭上不了树,造成破费。父亲不计较,心想,待做完活儿后,这餐饭要让给奶奶吃。空着肚子上不了树,父亲想了个法子,抓了一把盐,放在嘴里,冲上一瓢冷水。奶奶从衣兜里掏出,当年下乡工作队小李给她,舍不得吃留作纪念的几粒小枣递给父亲,父亲没吃,揣在怀里。在队长的催促下上树了,奶奶用事先准备好,笋叶圈成的大喇叭,一步一步地指挥着父亲,每逢树枝坠地,如雷一般,大伙掉了心似的。砍到顶枝时,父亲停下了,人怕伤心,树怕砍头,因为留住顶枝,取消了五两饭的酬劳,无恨无怨,保住了老木棉的生命,后来我才知道是奶奶教他这样做的。打这一后,那些拜寄给老木棉树的干儿干女们,异口同声地称呼父亲老干爹,父亲为此笑着离开了人世。

“大旭宇来大旭宇,玉米不吃吃白米,谁说这里不会富,党的政策指引路。”改革开放的富民政策使大旭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,“大旭宇若要富,只等毛驴长角鸡穿裤”的断言成了传说。如今的大旭宇,修通了公路,架设了高压电,水贵如油的地方,从三十公里以外架来了自来水。村民们衣食住行不用愁,享着共产党的恩,托着共产党的福,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,永远跟着共产党。(南华县老年大学周丕福)